莫奈达宫的悲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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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良 江苏苏州人，1931年出生；1951年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就读于英语系和西班牙语系，毕业后留学古巴哈瓦那大学；1960年调入外交部，先后在中国驻古巴经济代表处和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1980年任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一等秘书，1985年任中国驻巴西圣保罗总领事，1989年任中国驻尼加拉瓜大使，1991年任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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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0月，由智利社会党、共产党和激进党等6个左派政党组成的执政伊始，阿连德立即宣布要使智利成为“第一个按照民主的、多元化的和自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于是，安第斯山下这个“铜矿之国”顿时成了举世瞩目的新焦点。

那时，我虽已从智利回国两年，但在外交部平时工作中接触最多的公务还是有关智利的。尤其在阿连德当选总统的消息传来后，我和部里从事拉美工作的同事们都兴奋不已，期待着他实现智利同中国建交的诺言。

阿连德大选获胜后，宣称他的政府的基本任务是“结束帝国主义者、垄断集团、地主寡头的统治，在智利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外交的决策人和指挥者周总理对阿连德的当选执政和奉行进步的内外政策给予热情赞扬和欢迎。他敏锐地意识到，在拉丁美洲，“古巴是60年代，阿连德是70年代，美国的‘后院’不平静了”。

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宣布与中国建交。

周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电贺阿连德，表示坚决支持智利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掠夺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正义斗争。同时，决定派出以倪志福为团长的中国工人代表团前往智利参加新总统的就职庆典。代表团回来后向总理汇报，智利政府有意尽快同我建交。总理迅即指示我驻法大使黄镇同智利驻法大使进行谈判。双方于当年12月15日签署了建交公报。周总理对这一由智方起草却完全符合我建交原则的公报十分满意，称赞阿连德政府行动果敢，在拉美国家同我建交方面“开了好头”。这份公报的西班牙语文本也就成了我们后来翻译我国同其他拉美国家建交公报的范本。我们内部称之为“智利模式”。

1965年3月，新中国派出人员赴智利建立第一个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机构——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原外交部美澳司副司长林平等6人下飞机后正大步迈出机场。右起：林平、黄志良、刘长恒（副代表）、张萍（刘的夫人，会计）、刘静言、张廷福（厨师）。

中智建交后，我国政府任命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智利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林平同志是我们的老领导，我和静言1968年离智回国后，他继续担任了两年多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驻智利商务代表。我们为他“转正”为我国驻智利的官方代表而感到高兴，深信他能出色完成使命，进一步促进中智友好关系。但我个人因有在革命后的古巴工作的那段经历，对智利政局前景颇为担心。谁都想得到，美国是不会容忍在它的“后院”又有一个国家出来实行社会主义的，美国政府肯定要对智利新政府进行破坏，施加压力。可以预见，我驻智利大使馆将在极其复杂、微妙的环境里工作。因此，中智建交后，我更加密切关注着圣地亚哥发生的一切和使馆报回来的情况，也时时勾起我对阿连德博士本人的回忆和怀念。

不倦的社会主义战士

我第一次见到阿连德是1960年在古巴。1961年，我随南汉宸率团访问智利时，在他家中受到了他的亲切款待。那时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对中国友好热情，对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推崇备至。我同阿连德博士接触甚多，对他真正有所了解，则是在1965年我到中国驻智利商务代表处工作之后。

记得在我们刚到圣地亚哥后不久的一天傍晚，我听到一阵门铃响，出去开门，见一位身穿便装、带着黑边眼镜的中年男人站在门口，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竟没有认出是谁来。来人笑了笑说：“老朋友萨尔瓦多·阿连德到此，不认识啦？”我毫无思想准备，谁会想到一位鼎鼎大名的政界领导人会这么随便地出现在眼前。他当时是社会党主席、参议员。我连声道歉，请他入内。阿连德说不必了，解释道，他到中国代表处来如同上亲友家串门，所以没有预约就登门了。他说他这次是来告诉我们，他即将出国访问，出席不了我商代处的建处招待会，等两周后他出访归来，再请林代表和商代处全体同志到他家中做客。说罢，挥挥手开车走了。

果然，两星期后，阿连德博士和夫人奥丝顿西亚（大家都亲昵地称她“邓佳”）邀请林代表夫妇、刘副代表夫妇、李言年及我和静言等商代处全班人马到他们家中做客。他们仍住在三年前我到过的那座寓所，那是一幢坐落在一条名叫“老警卫营”的静僻街上的两层楼房。这是一所圣地亚哥一般中产阶级市民居住的普通住宅，300多平方米建筑，带有一个不大的庭院。

阿连德家的会客室相当宽敞，布置得也很雅致，两边的陈列橱里错落有致地摆满了主人收藏的各种文物、古董。引起我好奇的是，一边放得全是拉丁美洲的，另一边放的却都是中国的。阿连德博士告诉我们，他的“癖好”是集他到过的地方的文物古董。他足迹遍及拉美各国，到过中国3次这些陈设品都是他自己从这两个地区随身带回国的。说着，他从橱里取下几件墨西哥的玛雅石雕像和黑白双色图纹的秘鲁印加瓦罐，以及几件中国西安出土的陶俑和水壶，给我们看了看，并作了仔细比较，而后感叹地说，美洲的印第安文化和中国的古代文化有着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他断言，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他津津有味地列举了好多实例，证明那种认为新大陆最早的土著居民是通过白令海峡从亚洲迁徙过来的学说是有科学依据的。我没有想到，这位医生出身的政治家还是考古知识渊博的文物爱好者。

阿连德夫妇有三个成年的女儿。大女儿结婚后另外居住，小女儿还在上大学，常住在学生宿舍里。同他们住在一起的是二女儿和二女婿。那天正好二女儿新生的男孩满月。阿连德夫人特地邀请我们（商代处的三位男士）的三位夫人上楼去看望他们心爱的小外孙。

那天晚餐，按照女主人的说法是“家庭式的聚会”，阿连德夫妇同我们谈得很亲切、投机。阿连德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智利各方面的情况，谈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的看法，也说起了他个人身世和政治抱负。自那晚以后，我们同阿连德博士经常来往，有时他和家人到我们商代处做客，有时和我们共同的朋友一起喝茶或吃饭。他运用他的政治影响和地位，给我们商代处的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们对他的友谊和了解也日渐加深。

阿连德的全名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戈森斯，从他的母姓戈森斯可以猜出他母亲是犹太后裔。他1908年生于瓦尔帕莱索一中产阶级家庭，曾在瓦尔帕莱索大学攻读医学，1932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智利社会党党员阿连德

他早年就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参加和领导过进步学生运动；1937年参与创建了智利社会党，后来成为该党的总书记、主席。他担任过众议员、卫生部长、参议员、参议院副议长和议长。他一向富有正义感，深切同情劳苦大众，热心为人民谋福利，在中下阶层和知识界深孚众望。他积极参加争取世界和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捍卫各国人民民主、民族独立的运动，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声望。

我多次听到阿连德博士热情颂扬中国革命和古巴革命，他常说的一句话是，中国革命是人类解放的榜样，古巴革命是拉美人民的希望。但他和他领导的政党一向认为，根据智利的具体情况，他们有可能通过各种形式的议会斗争，以和平手段建立人民民主，进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1958年，阿连德第二次参加总统竞选。

他在1952年、1958年和1964年三度作为左翼政党联合阵线的候选人参加总统竞选。虽都没有成功，但阿连德从不气馁。尤其1964年那次大选中，阿连德代表的人民行动阵线和新兴的基督教民主党一直势均力敌，平分秋色，只因最后时刻右翼势力、教会和美国担心阿连德当选会对他们更加不利才转而支持较温和的基督教民主党，遂使该党领导人弗雷当选执政。阿连德对那次失败很不甘心，对竞选总统抱着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故而准备在1970年大选时再作第四次拼搏。他申言，不为个人争名，只为人民争权，发誓要为在智利建立人民政权，实行社会主义而斗争到底。

他在和我们商代处同志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谈及他的这一坚定不移的意志。他激动地说：“我死也要死在莫奈达宫（总统府）。”当时，我听他讲出这句话来，心里为之一震，深深为他对理想的执著追求而感动。但万万没有料到，八年后，这句不祥的誓言竟一语成谶。

我从智利回到国内后，心中还常常牵挂着这位老朋友的境况。而且不只是我，部里的同事们上上下下都很关心他竞选活动的进展。给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中还经常询问智利和阿连德的情况。我记得，有一次，当周总理听人汇报说，1967年阿连德访问朝鲜回国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转机，停留了8个小时，没有得到中方人员的照料时，总理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当时一位分管拉美事务的副外长。此后，我多次听到总理在会见智利客人时提及此事，并一再请他们向阿连德博士转致歉意。

周恩来总理会见阿连德的夫人和女儿。

1970年春，阿连德夫人携二女儿伊萨贝尔代表阿连德博士来华访问。周总理亲自会见，同她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谈话。我当时担任这次会见的翻译。记得阿连德夫人告诉总理，她丈夫正忙于竞选，国内形势对左派力量很有利，阿连德获胜希望很大。总理详细询问了竞选各方的力量对比，特别问到了军队的情况。阿连德夫人说，智利军人有民主传统，拥护宪制，对党派斗争持中立态度。总理指出：“武装力量不可忽视”，“军队问题十分重要”。他说，毛主席总结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就是人民拥有自己的军队。这时，伊萨贝尔插话说：“我们掌权后一定要改组军队，建立工农武装。”总理听了称赞她说：“你是位了不起的革命小姐。”

阿连德夫人转告总理，阿连德当选执政后，智利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总理高兴地说：“虽然大选是每个国家的内政，我们不能干涉，但我衷心希望我们的老朋友阿连德博士当选总统，实现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建交愿望。”总理在向她们阐述我建交原则时，反复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即必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反对蒋介石集团待在联合国，不能让其“外交代表”继续留在智利。阿连德夫人保证，要把周总理的意思如实转告阿连德。

1970年11月3日，阿连德正式就任智利总统。

半年后，阿连德当选执政，两国即指派代表谈判建交。智方起草的建交公报完全符合我建交原则精神。周总理读后说，智方考虑得很周到，一个字都不用改动。毫无疑问，中智建交谈判顺利达成协议和智利政府果断处理台湾问题，同周总理亲自做工作有着直接关系。

未完待续~

文字转自 |《足迹》

作者 | 黄志良  图片 |《足迹》、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青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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